“这些老师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当时因为经历过困难时期，高教部强调教师要加强一线授课，所以有些老教授又回来授课，像童老就给我们上过博物馆设计课，刘光华教授讲医院建筑并辅导我们的设计。另外，因为南工比较注重学生的美术修养，强调基本功训练，在我三年级的时候，系里举办过一个画展，展出了一些老师的作品，如杨老、童老的水彩画，齐康老师的钢笔画，钟训正老师的铅笔画等。还举办一些学术讲座等等。这些活动对我影响很大，我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感染，立志要向老师们学习。”黄锡璆记忆犹新，满怀感激。

黄锡璆说，尽管当时生活条件比较差，书籍纸张很紧缺，但是学习氛围特别好，大家都非常勤奋、用功。当时大学里学俄语，因为字典不好买，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刻蜡版，编辑中、俄文建筑专业词典，大家凑钱油印，人手一册。建筑系要学水彩，水彩纸买不到，就到书店买苏联的招贴画，用反面当画纸。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进了大学以后，黄锡璆视野越来越开阔，逐渐理解了建筑，知道了如何做设计。

十年磨练

1964年8月，黄锡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毕业服从分配走上设计岗位。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我们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在毕业分配时强调服从祖国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对我而言，只要能学以致用，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就好。”黄锡璆说。

1964年国家开始三线建设，当时领导照顾他，准备留他参加北京的一些工程设计。但他坚持要“到艰苦的第一线去”、“要下海游泳”，他前往四川泸州自贡，参与工厂车间设计，民用项目如工厂食堂、办公楼、医院设计等。

工作不到两年，十年浩劫便开始了。当时把人分成“红五类”和“黑九类”。黄锡璆是“有海外关系”的华侨，属于第九类人。在“文革”期间，黄锡璆格外谨言慎行，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我所在单位的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客观的，我的很多同学、同事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当然，我这样的身份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像涉及保密工程这样的设计是参与不了的。”黄锡璆说。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黄锡璆经受了磨练。他下过车间，在第一设计院驻安徽蚌埠的实习工厂开了一年车床；他到农村插队干过农活，插过秧，挑过粪；他当过装卸工，每天穿着粗布麻袋工作服，装几十吨、两车皮的货物到货运站；他押过车，大热天坐在铁皮闷罐车里。

不过，在社会底层经受磨练，并非没有好处。黄锡璆说：“这些锻炼使我对基层有更多的了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会更多地关注实际。在做工程的时候，往往更多地考虑这个建筑是否实用。我选择医疗建筑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医疗建筑是受限制较多的建筑类型之一，医院首先解决的是病人看病、环境安全等问题，若片面强调美观而忽视使用功能，就不太实用，病人看病可能会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