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机精神楷模——记中国现代医院奠基人黄锡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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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海俊 | 作者:xinhaijun | 发布时间: 2014-04-18 | 189541 次浏览 | 分享到:

黄锡璆，中国中元首席总建筑师（医疗），汉族，祖籍广东梅县。1941年5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任抹县，1957年回到祖国，立志报效国家。1960年考取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原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工作，历任助理技术员、技术员、工程师。1978年9月，历经17年的苦苦追求，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至1984年的二十年间，先后参与了原机械工业部数百项大、中型工程的技术开发和设计工作，足迹遍布全国各地。1984年2月，考取公派赴比利时留学。1987年冬，获中国第一个医疗建筑博士学位后回国。

回国后，黄锡璆一直致力于我国建筑医疗的学术研究和工程设计工作。1988年2月至1994年12月，任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医疗建筑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1994年12月至今，任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总建筑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2001年退休后，仍置身于学术研究和工程设计第一线，为中国医疗建筑的技术进步和中国中元的医疗建筑业务发展而鞠躬尽瘁。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黄锡璆将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率先提出医院系统工程的综合优化设计理念，从空间布局、诊疗流程、医疗环境、安全环境、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等方面，全方位提升我国医院设计水平，先后主持120多座医疗建筑的规划设计，许多工程开国内之先，引领我国医院建筑规划与设计的时代发展潮流，推动我国医院设计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由于学风严谨，品德高尚，在专业领域贡献突出，黄锡璆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2009年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他在院内广场树立铭石，这是业主对建筑师的最高褒奖。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7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0年被评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2003年至2013年期间多次被评为国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2006年被评为集团劳动模范，2012年荣获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2013年荣获“国机精神楷模”荣誉称号。

苟利国家生死以

“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出去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几年的收入，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

1941年5月19日，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任抹县的一个华侨家庭——黄实华家里，欢天喜地迎接着一个小生命的到来。黄家已有两女一男，这次又添了一个儿子。新出世的男孩儿取名“黄锡璆”，“璆”是一种美玉，父母希望他能平安吉祥，怀瑾握瑜。

黄实华祖籍广东梅县，曾是一所小学的校长。30年代的中国，战火频仍，没有一片安宁之地。为生活所迫，黄实华与弟弟下南洋来到爪哇岛，几年积攒后，他开了个杂货店，弟弟开了个卷烟厂。

南洋归国

华侨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与当地华侨儿童一样，黄锡璆早早就进入华侨学校，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一。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当年的印尼政局不稳，时有动乱。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尼还发生了几次排华事件，当地人抢劫火烧中国人的商店。华侨成为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海外孤儿”。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当地华侨欢呼雀跃——国家有希望了！受新中国感召，一批又一批印尼青年北上归国。

身为当地侨领的黄实华，1951年把大儿子和大女儿送回国，1955年把二女儿送回国。但他并未打算送黄锡璆回国，一是他年龄尚小，二是他们希望他继承父业，照顾二老。

然而，黄锡璆心有所归。从记事起，他就深深体味到父辈“游子”的辛酸和内心对“家”、“国”的火热向往。看着哥哥姐姐和身边朋友先后归国，他早就决定回国了。父母支持了他的决定。

当时的印尼政府规定，华侨如要归国，必须放弃印尼国籍，并签字保证不再回原居留地。“签字就签字，反正也不想回。”黄锡璆没有丝毫犹豫，就在当地政府移民局“保证一辈子不再回去”的契约上签字、摁手印。

1957年5月，黄锡璆与同学踏上轮船“芝万宜”号，泪别父母。在海上漂泊了5天5夜，船停靠在香港九龙。

上岸，拉着行李，走上几百米，越过罗湖铁路桥，进入悬挂五星红旗的深圳解放街。“入境了！到祖国了！”随着人群中的一声高喊，大家欢呼雀跃，黄锡璆兴奋不已，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读书求学

黄锡璆在广州石牌华侨补校学习了一个月就参加摸底统配考试，他被分到南京五中，插班读高二。当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生活十分艰苦。“当时因为没有吃的，好多同学浮肿，那时吃得最多的菜就是冬瓜，烧冬瓜、炒冬瓜，体育课只打太极拳，没力气做其他运动，晚上自修学习，常常忘了肚子饿。”回忆起这段历史，黄锡璆不胜感慨。不过政府对归国华侨很照顾，黄锡璆除了能收到米票、油票外，每个月还有半斤糖票。

1959年夏，参加高考之后，黄锡璆如愿接到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正是在这里，黄锡璆开始了自己的建筑生涯。当时南工建筑系人才济济，包括知名老教授杨廷宝、刘敦桢、童寯等，其他老师如刘光华、齐康、钟训正、郭湖生、刘先觉等，鲍家森担任黄锡璆所在班的指导员。

“这些老师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当时因为经历过困难时期，高教部强调教师要加强一线授课，所以有些老教授又回来授课，像童老就给我们上过博物馆设计课，刘光华教授讲医院建筑并辅导我们的设计。另外，因为南工比较注重学生的美术修养，强调基本功训练，在我三年级的时候，系里举办过一个画展，展出了一些老师的作品，如杨老、童老的水彩画，齐康老师的钢笔画，钟训正老师的铅笔画等。还举办一些学术讲座等等。这些活动对我影响很大，我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感染，立志要向老师们学习。”黄锡璆记忆犹新，满怀感激。

黄锡璆说，尽管当时生活条件比较差，书籍纸张很紧缺，但是学习氛围特别好，大家都非常勤奋、用功。当时大学里学俄语，因为字典不好买，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刻蜡版，编辑中、俄文建筑专业词典，大家凑钱油印，人手一册。建筑系要学水彩，水彩纸买不到，就到书店买苏联的招贴画，用反面当画纸。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进了大学以后，黄锡璆视野越来越开阔，逐渐理解了建筑，知道了如何做设计。

十年磨练

1964年8月，黄锡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毕业服从分配走上设计岗位。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我们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在毕业分配时强调服从祖国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对我而言，只要能学以致用，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就好。”黄锡璆说。

1964年国家开始三线建设，当时领导照顾他，准备留他参加北京的一些工程设计。但他坚持要“到艰苦的第一线去”、“要下海游泳”，他前往四川泸州自贡，参与工厂车间设计，民用项目如工厂食堂、办公楼、医院设计等。

工作不到两年，十年浩劫便开始了。当时把人分成“红五类”和“黑九类”。黄锡璆是“有海外关系”的华侨，属于第九类人。在“文革”期间，黄锡璆格外谨言慎行，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我所在单位的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客观的，我的很多同学、同事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当然，我这样的身份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像涉及保密工程这样的设计是参与不了的。”黄锡璆说。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黄锡璆经受了磨练。他下过车间，在第一设计院驻安徽蚌埠的实习工厂开了一年车床；他到农村插队干过农活，插过秧，挑过粪；他当过装卸工，每天穿着粗布麻袋工作服，装几十吨、两车皮的货物到货运站；他押过车，大热天坐在铁皮闷罐车里。

不过，在社会底层经受磨练，并非没有好处。黄锡璆说：“这些锻炼使我对基层有更多的了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会更多地关注实际。在做工程的时候，往往更多地考虑这个建筑是否实用。我选择医疗建筑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医疗建筑是受限制较多的建筑类型之一，医院首先解决的是病人看病、环境安全等问题，若片面强调美观而忽视使用功能，就不太实用，病人看病可能会不太方便。”

留学西欧

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黄锡璆也是其中之一。1984年的春天，时年43岁的黄锡璆被公派赴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两年。这次留学，成为他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

“能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我挺幸运。建国以后，只有解放初期派一批人到苏联、东欧留学，后来就没有了。”黄锡璆说，一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时代的需要是分不开的。

机会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能被公派留学，其实也离不开黄锡璆平时的积累和努力。留学首先要过外语关，黄锡璆小学和中学学英语，大学里没有英语班，只能学俄语，但他买英语书自学。工作以后，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一有空就坚持不懈学英语，这为他去西欧留学打下坚实基础。

鲁汶大学始建于1425年，不仅是比利时最好的大学，在整个欧洲也名列前茅，它在生物学、医学、建筑学等研究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鲁汶大学工学院人居研究中心有不同研究方向，包括城市规划、住宅设计、医疗建筑等。“我选择了医疗建筑方向，因为不管社会怎么变，医院总归是需要的。”黄锡璆说。

来到古老的鲁汶城，黄锡璆像是来到了一个新天地。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成天泡在图书馆。他的勤奋赢得了导师戴尔路教授的赞赏，也为他赢得了攻读博士的机会。本来他的身份是进修生，进修两年，毕业也没有文凭。黄锡璆感觉自己已年过不惑，以后很难再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了。于是，他向导师提出，能不能继续读博士？当时，导师戴尔路教授既是规划建筑学院的院长，也是工学院的副院长，说话比较有分量。他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也颇有好感。他对黄锡璆说：“那你写个报告吧，申请把你进修头一年课程的分数算作博士资格考试，你通过了就再念。”

黄锡璆很顺利地获得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但是，公派留学只有两年，接下来读博士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就只能回国。黄锡璆开始发愁。

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正好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提前回国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教育处就把资助名额给了黄锡璆，解决了他一年的留学费用。之后的几年，导师戴尔路给了黄锡璆一笔特别助学金，让他得以完成学业。

黄锡璆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暑假许多人都出去旅游，外国同学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还在啃资料。周末假日到图书资料室摘抄资料次数多了，管理员干脆把图书馆的钥匙放在值班室墙上，由他自取。妻子曾陪他在比利时住了一年零三个月，他没有陪她去欧洲著名景点玩过一次。

“其实，我们学建筑的也喜欢参观建筑看风景，但是因为时间比较宝贵，希望多学习阅读多做分析研究，争取把学位拿到。如果拿不到学位，回来跟单位怎么交代？怎么对得起单位、对得起国家！”黄锡璆说。

二次归国

1987年11月，黄锡璆终于拿到了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也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医疗建筑的留学博士。

身边的很多人选择留下来或去别的国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心动，义无反顾回到了中国。“当时能留下来的机会很多，有些人毕业后去了美国、欧洲或新加坡。不过，我觉得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出去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几年的收入，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回忆起第二次归国的经历，黄锡璆语气很平淡，“国外再好也是人家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地方。”他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极力劝说其他同学也尽量回国。

黄锡璆不仅回来了，还带回许多珍贵的学术资料。“当时好多资料国内比较少，买书比较贵，所以我想多复印一些带回来。学校图书馆和资料室都是开放的。”黄锡璆把复印的资料送到附近的一个装订车间，装订成册。

回国的时候，黄锡璆带了10余箱书籍和资料回来。为了便于单位的学术交流，他还带回一台幻灯机——如今幻灯机不稀奇，当时却非常稀少。

在1984年出国留学前，黄锡璆已在建筑设计领域中摸爬滚打了20年，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默默无闻，但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功底。1988年留学回国后，47岁的黄锡璆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人生坐标。他信心满满，要在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领域有所成就。

时不我待，他梦想着把在国外的所学所见，尽快运用到祖国的医疗建筑事业中。

巍巍功德照人间

“我们的设计成果一步步从图纸转化为实体，一幢幢医疗大楼相继拔地而起，一家又一家医院陆续接诊收治病人，工程项目遍布全国，这是我最为之自豪和欣慰的。”

黄锡璆回国以后，曾经想边做工程设计边做研究，也曾设想到学校执教，而设计院不希望他离开。黄锡璆也认为，如果去机关工作，可能把业务都荒废了，在生产研究一线工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决意留在院里，哪里也不去了。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黄锡璆怀着满腔热情，希望能大展宏图，把在国外学的知识用于国内的医院建设上。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回国之初，中国的整体医疗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医疗建筑的设计理念还十分落后，黄锡璆满腹经纶却没有用武之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开始设计体制的改革，取消了对设计单位的事业拨款，设计院需要独立创收走向市场，开展医院工程设计起步艰难。身边的好心人顾及他的博士名声和单位的效益，劝他别做医院设计了。黄锡璆没有退缩，他坚信，一个中国医院建设的新时代必将到来。

从比利时回国之初，黄锡璆虽有博士头衔，但在业内的知名度还不高，在医疗建筑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实践。黄锡璆沉下心，边研究，边实践。体制改革还逼得原本就不善言谈交往的他，不得不放下博士的“架子”，硬着头皮“下海”到处去找业务。大城市找不到业务，就到偏远地区找；大项目承接不下来，就做小项目；项目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设想，就一点儿一点儿地体现。

“那时候我们在创业，人家还不怎么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机械工业部下属单位，人家说机械工业是搞工厂的，搞什么医院，不相信我们。我跟人家说了半天，人家对我们还是将信将疑。我们提交给医院的设计方案，业主常常将信将疑。没办法，我们只能通过业绩来证明自己，耐心地去说服人家。”黄锡璆说。

大医院不相信他，那就从小医院做起。黄锡璆带领团队做了金华、九江、宝鸡、淄博等地的一些小医院，大多是一万多平方米，最小的只有3300平方米。在做小医院的过程中，黄锡璆脚踏实地，稳打稳扎，认真对待，慢慢积累经验，思考如何把国外的理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获得了初步成功。其中，金华中医院规模虽小，但已经开始应用总体规划概念，被誉为“南国江城第一院”，获机械工业部优秀工程设计奖。

佛山医院——中国现代医院建筑的里程碑

厚积才能薄发。1992年，黄锡璆终于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让国外先进理念在国内医疗建筑领域落地生根”的机会。

当时，广东省佛山市要兴建一座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总投资6亿元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佛山医院）。一次性规划建设如此规模的医院，在当时的国内并不多见。

找到黄锡璆来做佛山医院，起因多少有些偶然。

原佛山医院副院长谭伟棠当年正好负责医院的基建工作。他回忆说，1992年底，佛山市决定建一个定位比较高的新医院。原佛山市副市长梅彼得带队到卫生部，去了解国内哪个设计院做医院建筑比较有经验。那天黄锡璆正好去卫生部公干，卫生部的同志就对梅市长说，有一个做医院建筑设计的博士就在卫生部。于是，双方在卫生部见了一面。

“我们从北京回到佛山没多久，黄博士就从北京赶过来了，我们很感动。我们感到黄博士改变中国医院面貌的心情很迫切，他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医院做得很好。”谭伟棠说。

据谭伟棠回忆，当时佛山市曾经想把这个项目交给国内某大机构下属一个设计单位，但感觉他们对医院功能并不很熟悉，最后经过方案投标，还是把项目交给了黄锡璆。

“我觉得黄博士有两条是其他设计师不太具备的。第一，他毕竟是留学归来的博士，对现代医院设计内涵理解得比较透彻。第二，黄博士是把这个项目当成事业来做，他很想跟甲方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好，而且很有信心能做好这个事情。这种感觉溢于言表。”谭伟棠说。

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黄锡璆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施展拳脚的机会。尤为难得的是，佛山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作为业主的佛山医院管理层思想开放，对黄锡璆也非常信任，业主资金实力也比较雄厚，给予他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杰出的设计师遇上难得的业主，终于成就了一段医院建筑史上的佳话，并开创了中国医院建筑的新纪元。佛山医院让黄锡璆在国外学习的新理念有了集中展示的机会。设计过程中，他与业主方反复沟通磨合，结合项目资金、技术、业务流程、地域文化和未来发展等多种复杂因素，极力说服、引导业主接受国际先进医院设计的新概念与新技术；结合多年来对中国医院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开创性地在佛山医院设计中运用方格网络交通模式设计、医院主街设计，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半集中式布局。多通道式影像中心、生物洁净手术部、下沉式广场、自动扶梯、200多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库等均属国内医院首次采用。

“佛山医院刚建成时，大家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比如，在佛山医院之前，国内的医院入口厅都比较小，没有宽敞的门诊大厅；佛山医院建好后，有人说，这么大一个厅，太浪费了。但是黄博士很有创见，也很有远见——其实，欧美医院也没有中国这种门诊大厅，因为他们多是预约式就医；中国一是人多，二是比较落后，大家想看病都是直接上医院，不预约。所以需要门诊大厅。现在哪个医院没有门诊大厅？他引领了中国医院建设的模式。”谭伟棠说。

这种远见不只体现在门诊大厅上。黄锡璆准备给佛山医院设计两层地下停车场，但当时院方不赞成做地下停车场——其他地方建地下停车场都可以，就是医院不可以，一进医院就到地下，多不吉利呀。当时这个思想很有代表性，黄锡璆与院方反复沟通后，佛山医院只建了一层地下停车场。然而，私家车越来越多，大家的思想理念也在变，几年过去，医院一层地下停车场已经不够用了。

由于没有听从黄锡璆的意见，佛山医院的检验科，也留下了遗憾。

佛山医院的检验科是当时国内管理最好的检验科之一。黄博士认为化验室设备变更的可能性比较大，大开间有利于模块化组合。但检验科坚持要小隔间、分科室管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检验科的同志自己也觉得确实不好用，后悔当初应该听设计师的意见，现在很多医院检验科都是大开间，全自动生化分析都是流水作业。

不过，这些只是小缺憾。全新的设计理念，使佛山医院成为中国医院建筑的里程碑，成为中国现代化医院建筑的标杆工程。

“医院启用当年，就创下日门诊量4600人次的历史纪录，甚至珠三角、港澳地区的人也过来看病。国内有基建任务的三甲医院那个时候基本都来参观过，我印象中来参观过的医院有一两千家。好多医院的管理者都是医生出身，不懂，给图也看不懂，但是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确实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这里有两个二级医院，设计师基本是按照我们佛山医院画的图；他们说看了很多医院，翻来覆去觉得我们这个医院布局是最好用的。”谭伟棠说。

从设计到现在，18年过去了，佛山医院至今仍然是驰名珠三角的综合医疗中心。它已经成为佛山一张亮丽的名片，成为佛山人民的骄傲。2009年，佛山医院荣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是全国数万家医院中获奖的三家医院之一。

“我们做了起码一百多所医院，全新的医院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改造，包括北大医院、北医三院、朝阳医院都是改造，这些改扩建项目，单体可能很好，但是整体看缺胳膊少腿，而佛山医院是一个完整的、按新模式建的医院。”黄锡璆说。

佛山人没有忘记黄锡璆。为感谢他，佛山医院在院区内树立起黄锡璆博士铭石——洁白的汉白玉基座上，用青铜铸就黄锡璆博士浮雕头像。这是国内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为建筑师设立的铭石，是业主对建筑师的最高褒奖。

“其实，黄博士本人一开始并不同意为他树立雕像，博士的集体荣誉观念特别强，他说这个项目是大家做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我们认为，这个雕像不光是代表你个人，是对建筑师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中元的肯定。”谭伟棠说，2009年6月26日，佛山医院为黄锡璆博士雕像举行揭幕仪式。

河北省人民医院——医院改扩建的典范之作

实践是最好的证明，业绩是最好的广告。

佛山医院让黄锡璆和中国中元一举成名。此后，一些大医院主动找上门来，中国中元在医疗建筑设计市场上频频中标，业务发展步入快车道。

不过，像佛山医院这种完全新建的大医院是很少的——小医院新建的比较多，但大型医院几乎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扩建。与新建医院不同的是，改扩建项目不仅要在有限的用地上规划合理的医疗流程，还要照顾到原有建筑的状况和交通流线等，以利资源整合，交通重组，同时需要合理安排分期建设，以保障医院基本运营。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设计难度。

黄锡璆不仅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也可以让一幅旧图焕然一新。

河北省人民医院正是黄锡璆在大型医院改扩建项目方面的杰作。中国中元承接这个项目，也得益于佛山医院的影响力。“当年因为一个出差的机会，我到佛山去了一趟。我觉得佛山医院确实做得很专业、很现代化。所以在朋友的引荐下，我见到了黄博士，希望他来帮助我们医院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河北省人民医院院长赵文清说。

赵文清回忆说，在承接河北省人民医院项目之前，他在河北省第四人民医院当副院长，就已经与中国中元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四院这个项目招标的时候，有一个讲标的程序，最后一轮剩下了两家。讲标的时候，另一家设计院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做了幻灯片、图表；黄博士来讲标的时候，因为临时通知，什么也没有拿，没有做具体的方案和图表。但是我们那次招标很特殊，不是由专家来评选，而是医院100多个中层干部坐在会堂听。黄博士讲了什么是现代化医院，现代化医院都是由哪些基本要素构成的，怎样才能做成一个现代化的医院。那次讲标实际就是给我们的职工上了一堂课。讲完以后，虽然他对我们医院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案，但是我们投票的时候，90%左右投给了黄博士。黄博士对医院建筑的理解、知识、造诣，征服了大家，大家认为要让这样的人设计才比较放心。”

河北四院项目做完以后，反响很好。“四院的项目用地只有80×90米的底，建筑基底为4200平方米，包括120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设计对门诊、医技、病房各部分的流程做了仔细安排。整个工程完工以后，效果非常好，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上百家的医院去参观，头一年就有三个电视剧在那儿拍外景。”赵文清说。

河北四院项目刚投入使用两个月，赵文清又调回河北省人民医院当院长。

始建于1959年的河北省人民医院，虽是综合性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但原院区基本为上世纪50年代初期砖混结构的建筑，门诊楼只有三层，病房楼只有五层；历经50年见缝插针式的建设，医院建筑布局已很混乱，功能用房严重不足，就医条件和环境较差，建筑设施陈旧落后，且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赵文清就任院长后，争取对医院立项改造。立项以后，因为跟中国中元有了一次很愉快的合作，所以双方很自然建立了友谊，经过招投标，最终选择了中国中元。从此，中国中元与河北省人民医院在两地间不断往来奔波，开始长达10多年的合作。

河北省人民医院总体规划始于2002年。医院总体工程分为门诊医技病房楼新建、急诊楼改建、二号病房楼改造及三号病房楼改造。

“我们医院赢就赢在整体规划上。一般医院改扩建往往都是见缝插针，这儿有一块地方盖一个，那儿有一块地方盖一个，把这个楼全盖满了，这个医院也就乱套了。黄博士是从整体规划入手，在给我们做全院整体规划的基础上，逐步分项落实，做到现在成为一个完整的院区——首先完成一期病房医技楼的建设，将相应功能迁入，再拆除部分旧建筑，进行二期门诊楼的建设及急诊楼的改造。随后对原有三号楼和二号病房楼等建筑进行改造，进一步整合全院区的功能。”赵文清说。

在新建门诊医技病房综合楼形象确立后，还以此为基调，对全院区老楼进行了立面的改造，沿用了新楼的处理手法，改变了原院区风格杂乱的面貌，全院区体现了和谐统一的风格，使医院的形象更为突出。

在河北省人民医院改扩建过程中，黄锡璆根据医院具体条件，在不停诊不停床的条件下，实现了科学合理的方格网交通模式架构的医院布局并半集中的建筑形式，使功能布局合理、流程简洁、节能环保、经济高效，且易于分期实施。

“医院是不是好医院主要看它的医疗流程是不是合理。为什么有些医院搞得像迷宫一样，老百姓到了医院，找不到地方，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就是因为流程太复杂——从挂号开始到最后取药，要到很多部门去跑，如果流程设计不合理，病人多跑路，还拥挤；如果流程简单了，对病人、医生都方便很多。”赵文清说。

其实，没有哪个医院的院长愿意把自己的医院建成迷宫。但是，这有赖于设计师的努力。“我们完全尊重了黄博士的医疗主街概念，在医疗主街的引导下，把我们医院的旧院区和新院区完全连在一起，形成了现在这种医疗格局。现在进入我们医院，无论找什么地方，都非常方便。每天到我们医院的人大概有三万，但你不会看到哪个地方十分拥挤，因为几乎每一个病人走一趟，就能方便地找到地方，不需要回头。”

遇到黄锡璆这么杰出的设计师，赵文清深感幸运。反过来，黄锡璆也觉得，河北省人民医院是个难得的好业主，他们对基建管理非常投入，非常尊重设计师的想法。

“在我们项目设计过程中，我对黄博士说，我们会不停地提意见，但是无论是内装修还是外立面，最终的决定权在你手里。现在这个医院，从它的整体规划，到整体流程的设计，到内部装修的风格，乃至外立面的设计，全部是中国中元做的。我们医院的效果，应该体现了中国中元的设计水平。”赵文清说。

事实上，河北省人民医院确实也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好评。“2011年，卫生部在这里开过两次现场会，全国各省区市卫生系统领导参观过我们医院以后，几乎是一片赞美声，很少有不同的意见。”赵文清说。

小汤山医院——国难时刻的急就章

黄锡璆毕生设计了大小百余家医院，哪座医院设计水平最高，也许难有定论。然而，要说哪座医院情况最特殊、当时影响最大，却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小汤山医院。

2003年春，一种新型传染病“非典”（SARS）让北京和整个中国人心惶惶。为了更有效地对“非典”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4月21日，北京市决定建立两家应急设施，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4月22日，北京市规划局、卫生局决定，将设计小汤山医院这项政治性任务分配到中国中元头上。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紧急！

当时黄锡璆恰逢眼病初愈，正在家里休养。但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他坐镇，大家心里没底。22日晚上12点，院里派人把黄锡璆从家里请到了单位。

黄锡璆没有一句推托之词，组织工程设计人员连夜投入工作。十几位设计师集体讨论、分别勾画、群策群力，凭着平时深厚的技术积累，凭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争分夺秒，于23日早8时，A、B、C、D、E五个总体规划设计方案拿到了会议桌上。经项目指挥部协调会讨论，确定按照E方案实施建设。

很快，近6000名施工人员齐集现场。这项特殊的建筑工程进入边设计、边施工、边组织材料和材料代用、边修改设计、边协调施工配合的阶段。大病初愈的黄锡璆，坚持与其他设计人员一起战斗在设计一线。离指挥部命令设计人员撤离前几小时，在没有办公室的情况下，黄锡璆还坐在路边的台阶下，画草图完成修改方案。

设计小汤山医院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一是来自专业方面的困难。中国中元以前曾做过呼吸及肠道传染病医院，但SARS是既能通过飞沫传染又能通过粪便传染的新型传染病，当时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如何防止交叉感染，难度极大。

二是来自时间方面的困难。一开始，上级要求三天三夜完成任务，但黄锡璆认为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的医院不足以在隔离、通风、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达到烈性传染病医院的标准，将对医护人员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他坚守原则，一次又一次与相关单位和部门沟通，甚至发生剧烈争吵，最终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经过7天7夜的努力，中国中元交出圆满的答卷。

“当时我们压力很大，随着疫情的不断加重，建委希望医院尽快投入使用，以减轻市内防疫压力。但博士认为即使设施再简单，也要符合传染病防治要求，所以双方发生了意见上的争执。后来因为有医院的人介入，医生跟我们的立场比较接近。市委领导后来也强调，这事不能只求快，如果使用中出其他问题更麻烦。”中国中元建筑师许海涛说。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5月1日，一座医院“拔地而起”。短短7天时间就在一片空地上建起了这座高标准的“非典”专科医院，可谓奇迹。投入使用后几天，世界卫生组织、香港医管局等派来专家实地考察，他们都对设施布局、流程设计、技术措施表示赞赏。

5月1日深夜，小汤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至5月5日，全国各地114家军队医院的1200名医护人员分三批全部抵达。北京SARS疫情开始由严峻走向缓和。

当时，有国外媒体认为，新建的小汤山医院不仅会让大量病人在这里丧生，中国军人也会大量倒在小汤山。“那么多条件优越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都没有挡住疫情，一个临时的野战医院怎么可能创造奇迹？”

然而，51天过去后，最后一批“非典”病人康复出院，小汤山医院病死率不到1.2％，医院零投诉，医护人员零感染——小汤山医院以优异成绩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创造了人类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奇迹的背后，是科学严谨的设计。小汤山医院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隔离措施，整个院区被分为三块，新建成的病区是控制区，医护人员的居住区域是缓冲区域，行政和后勤的办公区域是清洁区，各个区域的人员分区活动，防止污染的扩散。病区内则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隔离防护措施。病人和医护人员的通道各不相同，病人是通过病房门前半开放式的走廊通道进出病房，而医护人员则是从专用的工作通道进出。从清洁区到病房污染区，相关人员要经过几道消毒，三次更衣。

严格的消毒和隔离措施能够防止交叉感染，可是作为一个能容纳一千多名病人的传染病医院，病人每天所产生的各种废物的总量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么对于这些废物废水将如何处理，以保护医院周围的环境不受污染呢？为此，医院专门新建了污水处理站。病人的衣服、床单出来以后，先通过环氧乙烷消毒，消毒以后才拿去清洗，清洗后的水再进入到污水站处理。此外还有专门的垃圾处理装置对废弃物进行焚烧处理。

如今，这个仅存在了51天的医院，早已成为废墟。但在当年，小汤山医院的影响力非常大。有人说，国际上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协和医院，但知道有小汤山医院。

国难当头，黄锡璆和中国中元为控制疫情立下了奇功。然而，对一些报道中称小汤山“非典”医院为几天之内建成的世界一流的传染病医院的说法，黄锡璆不以为然：“在没有规范可依又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小汤山‘非典’医院作为非常时期的应急措施是基本可以满足要求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小汤山医院设计项目，中国中元没有收一分钱的设计费。小汤山医院建好后，内蒙古等很多周边地区都在建类似的“非典”定点医院，中国中元免费把小汤山医院的数十张设计图纸送给他们。

成名之后的黄锡璆，并没有崖岸自高。

1995年河南辉县人民医院，2001年湖南宁乡医院、江西丰城医院等县级医院慕名找到博士，希望黄锡璆能够主持他们的新区医院设计。这时候黄锡璆已是享誉国内的知名专家，各地很多知名医院都在博士带领的团队下紧张设计中，项目应接不暇。面对着业主真诚迫切的期望，他依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甲方。他亲自带队踏勘现场，与医院各级部门交流想法，认真记录。针对县级医院投资、规模、地域等限制条件，他细心地推敲方案，耐心地说服业主要树立适宜的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还专门为甲方开技术讲座，介绍国外的先进理念和与国情相结合的方式。

“即使是地方县级医院，他也要精益求精，努力做好。这三个医院已经成为花园式和半集中式、标准适当的国内县级医院的典范。”中国中元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赵杰说，“为了给甲方节省投资，黄博士甚至劝我们这些经营管理者要少收一些设计费。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黄博士为了能够做一个好医院，常常胳膊肘往外拐。”

从佛山医院到河北省人民医院，再到小汤山医院，以及大量其他杰出的作品，如北京医院、301医院、协和医院、北大医院、湘雅医院等一流医院的设计项目，黄锡璆成为医疗建筑界当之无愧的设计大师，成为业界人人景仰的泰山北斗。

回想几十年来的东奔西跑、走南闯北，从小项目到大项目，从偏远地区到大城市，从人才单薄到形成人才梯队，黄锡璆感慨万千：“我们的设计成果一步步从图纸转化为实体，一幢幢医疗大楼相继拔地而起，一家又一家医院陆续接诊收治病人，工程项目遍布全国，这是我最为之自豪和欣慰的。”

“黄博士伟大，其实还不仅仅在于他自己做了多少所医院，而在于他开创了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领域的基本规范，如总体规划、医疗主街、方格网交通模式等，这些基本理念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标准和统一的做法，形成了中国现有的医院建筑格局，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看病条件。”中国中元总经理丁建说。

“这二十年，中国医院的变化是很大的。病人就医比以前还是要方便多了，看病要花的时间缩短了不少；另一方面，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也有了大幅提高。对此，黄博士开创的现代化医院建筑格局，可谓功不可没，功德无量。”中国中元建筑师许海涛说。

凭借对中国现代化医院的卓越贡献，2012年12月21日，黄锡璆荣获当下中国建筑学界的最高荣誉奖——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颁奖词对他评价道：黄锡璆博士对公共建筑特别是医院建筑的平面布置、空间组织做了革命性的变更和创新，提出矩阵排列、庭院格局、顺畅交通等理念和手法，最大限度地使医院建筑与大自然亲近和谐、最大程度地使医患感受到亲情和温暖。

廿年辛苦不寻常

“我以前加班比较多，人家说你不觉得累呀。我真不觉得累，因为我有兴趣，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人总在兴奋状态，就不觉得累。”

20多年来，黄锡璆主持设计了120多所医院，平均每年约5所医院；还指导设计了130多所医院。这是一个很多国外知名设计师整整一生作品量的5到10倍。

20多年来，中国中元共获得56个省部级以上的医疗建筑设计奖项，黄锡璆全部都参与了设计工作，其中由他主持设计的占了80%以上。

20多年来，他负责或主持编辑审查了16本医疗建筑的国家规范、标准或图集，每年至少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议4次，每年至少发表2篇以上学术论文。

黄锡璆已成为建筑界、医院界公认的权威设计大师。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黄锡璆也不例外。

20多年来，黄锡璆能在人才济济的建筑界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代设计大师、医疗建筑界当之无愧的泰斗，源于他的好学不倦，源于他的深入实践，更源于他的勤勉不怠。

读书万卷始通神

世上没有生而知之者，黄锡璆也不例外。

自少年归国以来，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工作中，无论是偶得空闲，还是奔波繁忙，乃至动乱时期的颠沛流离，黄锡璆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几十年来，书是黄锡璆的最佳伴侣，家里、办公室、行李箱中必不可少的就是书，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刊物和书籍他总是想方设法在最短的时间拿到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黄锡璆嗜好读书，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充实自己，时刻捕捉和跟踪医疗建筑业的变化与前沿，以行业的瞭望者不断推动中国的医疗建筑业融入国际格局。对他来说，书是精神的寄托和灵感的来源。不管白天工作多忙多累，他晚上都要看书，常常熬到半夜三更。妻子说：“经常是我一觉醒来，还看见老黄在看书。”

他每年要花数千元去购买各种技术书籍。司机小金说：“帮黄博士买书，把我都买成了网站的钻石级会员。”他还拜托留学生、国外的朋友去淘国内买不到的专业书籍。结果，黄锡璆家里的客厅塞满书柜，卧室摆满书柜，飘窗上下还堆满书。“这房间的飘窗原来能看山景呢，现在是书墙了。”妻子不无遗憾，而黄博士却不无自豪：“医疗建筑的书我收集得比较多，一些国外印量很小的书我也收集到了！”

有一次出差，在河北省人民医院王院长的办公室里，黄锡璆偶然看到一本谈医疗环境的日文书，他很想借来看看，数次欲言又止。回京后，那本书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黄锡璆忍不住写了一封信给王院长，问那本书能不能借给他看看。好书遇知音，王院长感动之余，把这本书送给了黄博士。

建筑业日新月异，要想跟上时代，需要宽阔的国际视野。读大学时，黄锡璆学习的是俄语，工作后他开始自修英语。他用蚂蚁搬山的毅力，纯熟地掌握了英语这个重要工具。如今年过七旬，他每天晚上会看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身边的一位同事说，“他就像一本活字典，医学类的有些英文单词很难，我们每次请教他，他都能回答，回答不上来的，也会耐心帮我们查找。”良好的英文水平，使他多年来能够无障碍地接触专业前沿，无障碍地进行国际交流，吸收国际先进成果。

从比利时回国后，黄锡璆深感时不我待。他不再午休，午休成为他最惬意的读报时间。报上只要和医疗有关的信息，无论是新医疗设备、新医疗政策，还是医患关系等等，只要是有价值的，他都裁剪或复印下来，制作成剪报。正是这一本本厚厚的剪报，让他及时跟踪业界最新动态，让他的设计与时俱进，永远充满着时代的鲜活劲儿。“黄博士年事已高、知识渊博，但学习的劲头儿比我们还足。”年轻人总感觉他就在那里，但总也赶不上他。

“他不光是在自己的专业上有非常深的造诣，对于相关学科也同样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例如医院里采用的核磁、CT、加速器、中心供应等大型设备的性能和设计要求，他都了如指掌，甚至比医院的大夫了解得还要清楚。国际上医疗最新设备和技术的应用，如杂交手术、介入治疗、医疗机器人等等，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掌握到相关信息，并能够在国内设计中最先采用。很多人把博士誉为医疗建筑的活字典。”赵杰说。

“现代医院里面，设备变化得很快，高科技的东西往往很快就渗透进来，比如机器人手术，口腔科国外开始用计算机辅助3D做口腔扫描，喷塑牙齿，用数控给牙齿做模型。我们做医院建筑的时候，不能说十几年前那么做，现在还是那么做；相关的领域要跟紧，否则就落后了。”黄锡璆说，“比如IT技术发展飞快，做小汤山医院时，病历是电子病历，因为纸的病历传出来怕有传染性。病人还没有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大夫就能通过网络传送电子病历，知道病人是什么情况。这些在设计时都要考虑进来。”

绝知此事要躬行

读书很重要，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认为理论要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

作为我国第一个海外留学归来的医疗建筑领域的博士，黄锡璆好学不倦，学识渊博，理论功底很强。黄锡璆的难得之处在于，他在做各种项目时，从不惟经验、书本、图纸是论，总是要亲赴一线，扎根基层，注重细节。

设计师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黄锡璆主动向单位提出要“下海游泳”，“到艰苦的第一线去”，经年累月地出差，吃住在工地，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搞设计、做研究。这些经历让他养成了深入一线、紧密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

“那个年代的人有比较特殊的经历。我们下车间、下农村，到最基层的地方工作，我觉得也是一番经历，至少我现在对基层的一些情况多少了解一点。后来我经常参加卫生部的调研，参加世界银行项目组的调研，世行很多项目是做贫困地区的医院，这也让我认识到，做项目的时候不能盲目攀高，不是从国外杂志上拿过来就可以用。在工地里，厂房怎么盖，管线如何配合，这些都让我们在设计时能够更加脚踏实地。”黄锡璆说。

1988年自比利时归国后，黄锡璆曾经想过去卫生部机关工作和去高校任教，但经过比较，结合自身具体情况与条件，他选择留在设计院。他认为，医院建筑设计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只有在一线做项目，才能真正了解医院的现实，把握用户的需求，接触真实的情况，掌握一手的材料，做好设计。

在各类建筑中，医疗建筑是最复杂的类型之一。医院不同于纪念碑，后者的外观就是其发挥社会效能之处，对它的设计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医院也不同于居住建筑，居住建筑的美观和功能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设计医院，绝不是建一座房子，然后把医疗设备搬进去就行了。在设计之初，就必须考虑到各个科室有什么要求，相互之间的关系，几大系统怎么整合，如此等等。

“医疗建筑是很讲究的，比如，医院的门把就有讲究——护士可能拿了一个托盘，放了药，如果是普通的门把，要拿一只手开门，可能托盘就打翻了，所以要做一个长把，便于护士开门，这是有研究的。而且每个医院有每个医院的特殊要求，管理模式也不一样，你要体会他的要求，这样来做才能做得比较好。”黄锡璆说。

黄锡璆在做项目时，总是细致研究医院的复杂工作流程，双向了解医生、病人看病、救治、诊疗的全过程；到医院找一个个科室主任，听他们对设计提需求；在会议室，一连几个小时与业主方探讨设计的最佳方案；到工地与施工队“聊天”，听他们对设计提意见；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医生用洗手池的摆放位置这样的细枝末节；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找几家医院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是主办方没联系过的医院，路过了他也要停下来驻足一会儿。

“黄博士来我们这里做调查，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职员，每个科室每个人讲的话他都认真记录；有的要求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黄博士还是认真地记。”赵文清说。黄锡璆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管多么不现实的要求，只要是使用者提出来的，就表明有这方面的需要，即使现在解决不了，也应该去认真了解，也许这就能成为创新的线索与突破口。

　虽然黄锡璆富有创新精神，但他绝不会仅仅为了求新而去“创新”，不会为了形式而牺牲内容。

“有些建筑做得凹进凸出，我觉得对医院建筑来说，凹进凸出不大安全。建筑首先还是要满足基本功能，不能为新而新。所谓的创新，应该起码流程是科学的，不能为了造型新颖，弄得流程很复杂。现在有的业主就看建筑外观，希望耳目一新，不管里面怎么样。建筑的美学，需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这也是医疗建筑设计师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黄锡璆说。

“黄博士是规规矩矩的人，他真的是从用户的角度着想，都是规规矩矩地做；不追求外立面的美观，非常实用。像我们这么一个现代化、智能化的医院，15万平方米，包括精装修在内，它平均每平方米造价才4000块钱左右。连我们省的建筑系统、财政厅、发改委等监督部门到我们这儿评估项目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造价会这么低。”赵文清说。

当一些业主提出的要求不合乎实际时，黄锡璆总是尽量以理服人，而非一味屈从业主的要求。2003年除夕，黄锡璆带队给某大医院领导汇报方案，虽然已经过多次调整完善，但甲方对方案不理解，就是不听他的解释，甚至当面指责“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固执”。即使面对这样的不客气，黄锡璆仍然不急不恼，在回单位的路上，还在鼓励团队的年轻人要有耐心和信心。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终于调整好了方案并得到甲方的首肯，最终的成果已经得到了医疗界的广泛赞誉，并获得国家的优秀设计奖。

　渊博的学识加上勤于实践的精神，使黄锡璆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多的体会，对不同地区、对不同规模的医院设计要求有了更深的了解，对用户的各种需求更加清楚。

“我们原来跟其他设计院合作过，当时每天要往设计院跑，因为图纸要不断地变更。后来跟中国中元合作的时候，我们吃一堑长一智，要求中国中元派一个人长驻这里，免得我们今天因为空调来找你们变更，明天因为电路来找你们变更。后来发现，中国中元负责项目设计时，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医疗建筑知识比我们多得多，像一些特殊的手术室、供应室、核磁设备等特殊的位置，他们比我们清楚得多。”赵文清说。

用户对黄锡璆信任有加。他服务过的许多医院院长伸出大拇指：“黄博士说的，我们都信。”黄锡璆经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做医院设计的人，一定要像医生给患者治病一样，要了解实情，要做得细一点，要服务到位。正是这种深入一线，求真务实的一贯作风，造就了黄锡璆这样一位实践大师。

不向光阴惰寸功

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一代设计大师黄锡璆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一格言。

佛山医院让黄锡璆和中国中元一举成名。为开拓医院设计市场，中国中元成立了医疗建筑设计研究所。在黄锡璆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301医院、北京医院、协和医院、长沙中心医院、湘雅第二医院、苏北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安贞医院、河北省第四医院等数十家大型医院的工程项目接连中标，累计完成各类医院工程设计200多项，中国中元成为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领域的一块金字招牌。

作为中国中元的医院建筑设计带头人，黄锡璆身上的担子非常重。重要医院建筑的总体规划设计，都需要黄锡璆来一一把关。他还要指导各专业人员设计、审核设计图纸和文件，接待来访，亲赴各施工现场，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完成卫生部交付的各种任务……

“只要一说到工作，黄博士就精神抖擞起来。有时候几天忙下来，我们年轻人都已经累得撑不住了，博士还是精神饱满。博士今年72岁了，还是那样，出差的密度比我们还大。”中国中元建筑师辛春华说。

黄锡璆实在太忙了。

“我现在一般晚上12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睡六个小时。”黄锡璆感叹，“现在不比当年了。以前我还能扛，每天睡4个小时就可以了，甚至干通宵，第二天还可以接着工作。”

做设计工作需要深入一线，出差对黄锡璆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据统计，自参加工作至退休前，他平均每年出差在外超过100天。在他的办公室，始终放有一个随时“待命”的拉杆箱，里边装着一些简单的随身物品，只要工作需要，他提起包就走，即便2001年退休后也是如此。

很多人出差时，总要抽空看看当地的旅游景点。但黄锡璆出差，往往只注意当地的医院。“建筑风景我也爱看，但是我对医院有特殊爱好。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看看当地的医院，都要拍一些照，搜集一些资料。”

黄锡璆把每一点空闲都利用起来，几乎每一件事都与他所钟爱的医院设计有关。出差稍有点空闲的时候，他喜欢抄起笔来画速写。“我出差就带一个本子，出去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有时天不好，时间紧就从窗口望着外面画速写。这几年画了六七本。过节的时候，我把速写寄给朋友们当明信片，他们还蛮喜欢的。”

黄锡璆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疲倦。

“我以前加班比较多，人家说你不觉得累呀。我真不觉得累，因为我有兴趣，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人总在兴奋状态，就不觉得累。”黄锡璆说。

2002年7月，黄锡璆因工作过度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不得已住进自己亲手设计的北医三院眼科病房。即便在患病休养期间，他还在以患者的身份细心观察和体验设计效果。他发现，病区地脚灯高度设置不合理，会影响患者休息。在眼疾尚未完全康复时，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建设中，每天奋战在第一线，忙碌到深夜12点，有时到家已凌晨3点多，翌日早晨他又准时来到小汤山设计工地上。

在单位努力工作，回到家里，还是惦记着与工作有关的事。“他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英文频道，练习英语听力，顺便了解一些国际资讯。屋子里到处是他的书和剪贴的报纸，床头全都是。我也不敢动，怕动了找不着，他会跟我发脾气。”妻子说。

“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由于工作太忙，黄锡璆对自己的家庭照顾不多，这让他一直觉得很愧疚。“家里的家务他基本不管，做什么就吃什么。买菜买东西都是我干，他的衣服里外都是我给他买的。他从不关心自己穿什么，每次出差基本都是我给他备好、熨好。”妻子说。

不过，虽然黄锡璆对自己要求很高，但他并不苛求于人。“我跟其他领导说，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成家，要交朋友，要休息，不可能一天到晚像我那样加班。我家里有人照顾，我也放心，也没有别的问题，可以全力地投入，但我不这么要求你们。”

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已经功成名就、两鬓斑白的黄锡璆还在这么努力工作，让中国中元的很多年轻人备受鼓舞；他们觉得，黄博士岁数这么大了，都这么努力干，我们年轻人要是不努力，实在说不过去。

一片冰心在玉壶

“我们的成绩来自于团队的合力，来自于集体的力量，我自己不过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这些年来，许多年轻同志担当更多的责任，做了更多的工作，他们比我更辛苦、更劳累。”

黄锡璆是伟大的，但又是平凡的。

黄锡璆获得过的荣誉很多：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7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0年被评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2012年荣获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光环一个接一个，但是他本色不改，从不因此而讲条件。天天照常上下班，工作需要背起挎包就出差，甚至经常和年轻人一样攀爬在工地上。不知道的人，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获得这么多荣誉的设计大师和权威专家。

黄锡璆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境，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不为名所缚，不为物所累，不为利所驱；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不怕吃苦，不怕吃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医疗建筑事业。

巍巍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这种平凡，何尝不是另一种伟大。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黄锡璆在生活上俭朴而随意。

“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正是手机普及的时候，黄博士连手机也不用，我们经常找不到他。有一次，我们一块谈方案，谈到下午两点多钟，他说，这个方案谈到这儿吧，再有两个小时我要去英国，得赶紧走了——那个时候出国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马上要出国了，还在这儿跟我们谈方案。然后，他自己拎着小包，在门口打个车就走了，也不用单位的车送。”黄锡璆的同事说。

黄锡璆对自己一向很“抠门”。当年在比利时留学时，原版书昂贵，他就复印。为把资料装订成册，他宁愿多走半个小时路程找一家比较便宜的装订店；归国后，他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留学津贴为单位购买了设备和书籍。乘飞机出差，他从来都是订经济舱，而且为了赶时间，往往订最早的或者是最晚的航班，机票价格也相对便宜。

出差在外住饭店，黄锡璆的助手梁建岚说：“是不是带星的无所谓，有的时候订不上正规的饭店，住个简陋的小旅馆，他也乐呵呵的。”在饮食上，他从不挑剔，在外就餐时很喜欢进路边小店吃一碗牛肉面；单位食堂里有九元自助餐，也有十五元自助餐，黄锡璆总是踩着饭点儿的尾巴，微微哈着腰，低着头，端着餐盘出现在九元自助区。

“黄博士为人低调谦和，学识渊博；他有些不修边幅，我看他好像连钱也不会花，手机不常使，脑袋里只有图纸。他只会买书，别的东西基本都不买。好像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估计他脑子里只有工作。”赵文清说。

2002年秋，因视网膜脱落，黄锡璆卧病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他不止一次对领导说：“我没有上班，工资是不是应该降一降？否则我于心不安。”

然而，就在今年三月，黄锡璆把获得梁思成奖的十万元奖金捐赠给了母校东南大学。

单位体恤他年事高而且住得远，为他安排了车辆，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一件私事用车。为他开车的司机小金说：“有时候周末要加班，黄博士为了让我能休息，就自己打车到单位，不通知我。我跟他说，您不用客气；博士说，你平时忙，周六日好不容易休息，就休息吧。”

“黄博士高兴的时候特别像小孩，很单纯的高兴。出去跟别人交流的话，他的开心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他没有杂念，他的心很干净。”助手梁建岚说。

“我跟博士认识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听到博士说谁一个‘不’字；不管是学界中人还是周围的同事，黄博士总是与人为善。”丁建说。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对自己的家庭，黄锡璆自觉颇有亏欠；但是，他从未想过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家里谋点私利。多年来，家里住房紧张，安不下书桌，他就常年趴在客厅里的小圆桌上写东西。上级领导慰问时，看到他住房拥挤，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这样就很好。直到2008年，他家才在北京郊区购置了一套住房。

黄锡璆唯一的儿子十九岁就远走他乡、自食其力，从事与建筑设计业毫不相关的市场营销业务，从小业务员干起，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打拼。有人说，其实像黄博士这样身份的人，以他在医疗界的声誉，要是想给孩子谋点方便太简单了。但是他的孩子没有沾到他一丁点的光。

当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时，他却不为所动。曾有公司感叹，仅“黄锡璆”这三个字的品牌价值就不可限量，想以百万年薪把他挖走，但他断然谢绝了。

“中国中元医疗建筑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们这些曾经的学生或是助手，逐步走上了团队的领导岗位。但是，在工作安排上，博士从不居功自傲，对我们这些曾经年轻的干部们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尊重。”赵杰说。

入党36年来，黄锡璆一直保持一个习惯：每逢党和国家重大事件或活动，他都要主动向党组织或单位领导递交决心书和思想汇报，谈认识、提建议、表决心，工作生活中处处以党员的要求严于律己，对党无限忠诚。

“2003年做小汤山医院的时候，当时大家对‘非典’都很恐惧，因为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开会的时候，一个小屋子里集中四五十个人，不知道谁会被谁传染上。但是，黄博士每次都是亲临第一线，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中国中元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谷建说。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第二天，黄锡璆就向党组织递交决心书。他写到：“祖国遭遇危难，我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灾区灾后医疗设施重建做点事情。”之后，他多次赶赴灾区实地考察，为灾区医院重建工作提供了大量建议和咨询。他说：“入党时就宣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这不应该只是口号。”他用行动践行了这个承诺，为党的事业倾情付出，勇于担当，一刻也没有懈怠过。

“我访问过利用旧窑洞改造的病房，见过供水设施不完善、需要医务人员从山下挑水用的卫生院，也看到过乡村医生利用当地木匠制作的木板手术床，为农民做胃切除手术的医院，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当我访问几乎与世隔绝、住在破旧土房的麻疯病患者时，我受到强烈的震撼。要改善偏远地区的医疗设施，让贫困地区人民不再缺医少药，从事我们这一行的技术人员，需要做、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黄锡璆说。

身边的不少同志觉得，以黄锡璆的业绩、学识、品格，本应得到更高的社会评价，但黄锡璆觉得，自己得到的荣誉已经很多了，工作也不是为了荣誉，更多的只是一种乐趣——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大众尽一份心，出一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本身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黄博士做的事，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不是让你一下子就泪流满面的——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踏踏实实做业务的人。他始终是默默无闻地在做这些工作。但是，这么几十年如一日踏踏实实地工作，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最让人感动吗？”原北大第一医院张庆林副院长说。

“他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谭伟棠如是评价。

在中国中元，人们一提到黄锡璆，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在他们看来，黄锡璆与其说是业内人人景仰的设计大师，不如说是身边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中国中元的食堂、楼道、大厅，人们常常见到黄锡璆略微驼着背的身影。

黄锡璆永远保持着难能可贵的谦谦君子之风。对待同事、学生，乃至素不相识的人，他总是那样谦恭。“他总是笑着点着头和大家打招呼，头微微低着，仿佛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谦恭的样子。”“黄博士那么大年纪了，出差在外，再重的包，从来都是自己拎。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想给博士拎包都不容易啊。’”中国中元同事们说。

对待客户，为了那份信任，他总是多为对方着想，真诚而不功利。黄锡璆认为，设计师与业主虽然是两个单位的人，但是在做同样一个事情，“你希望把医院建设好，我同样也希望把这个医院建设好，我是用这种心态来跟他商讨的。我不会去忽悠，不会说得漫无边际。业主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着急，其实大部分业主都能再沟通。如果你真正有一定的积累，提出来的技术上的建议又能帮他解决问题，他自然而然就愿意跟你配合。”抱着这种真正对业主负责的心态做事，让很多业主，如原佛山医院副院长谭伟棠、河北省人民医院院长赵文清、原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张庆林等，都与黄锡璆成了私交很好的朋友。

当业主由于一些原因偶有不满、提意见时，黄锡璆总是首先反躬自问，从不找借口诿责于人。在给河北省第四人民医院做项目时，由于当时中国中元内部正在进行科室拆分，人员调配生产安排受影响，图纸没有按时交付，赵文清院长大为不满，在一楼大厅当众对着黄博士发了一顿脾气：“我说，黄博士，我批评教育你，做人要言而有信，做事要先做人。”当时，黄锡璆默默地听着，不做任何争辩，只是反复道歉。“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没有按时交付就是没理由，就应该接受业主的批评。”事后黄锡璆说。

面对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医院建筑，黄锡璆从不居功自傲，只淡淡地说：“我们的成绩来自于团队的合力，来自于集体的力量，我自己不过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这些年来，许多年轻同志担当更多的责任，做了更多的工作，他们比我更辛苦、更劳累。”

在学术上，黄锡璆有着包容的胸襟。业内有人偷偷袭用他开风气之先的观点，他并不计较。他说：“医疗建筑设计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新概念、新理论只要得到传播了就好，至于谁得了名利，有什么关系呢？”业内有人模仿他具有独创性的设计，他也并不在意，他说：“中国医疗建筑有这么大的市场，没有一个单位能做得过来，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达到了为社会造福的目的就很好。”

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每每去开学术交流会，黄锡璆都会从头听到尾。辛春华说：“黄博士那么大的学问，什么都装在脑子里，一般的听一下就可以了，开会露个场就很给面子了。但是，只要他参会，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一定从头听到尾；哪怕台上说的很肤浅，黄博士也依然坐在底下，一直听到结束，不会中途离场走人。这也是一种境界。”在黄锡璆看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的发言都有值得汲取的地方，这也是对旁人的尊重。

虽然黄锡璆在业内有很高的声望和名誉，但他却一贯谦逊低调，平等待人。他经常会收到来信，业务往来、同行旧友的信他一一回复。即便是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医院寄来建设图纸请他提意见，有时有年轻人写信来请教某几个医疗建筑专用名词的翻译问题，他都会一一认真回复。

对于单位的年轻人，黄锡璆更是敞开胸怀，诲人不倦。中国中元的年轻人遇到问题，常常向黄锡璆请教；哪怕他再忙，哪怕是在他看来再简单的问题，他都会很耐心地讲解，而且让他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有一次，一个同事画的一张图，到黄博士那儿签字。黄博士指着图中一个无障碍卫生间问，知道这个卫生间里为什么有个圆吗？同事说，看图纸上无障碍卫生间都画一个圆，他就画了一个圆。黄博士解释说，这个圆是干什么用的？是保证轮椅的回转半径的，表示轮椅在这个范围内是可以自由转动的，不会碰到任何东西。但是那个同事因为没有理解这个圆的含义，把圆画得碰到洗手盆了，这个圆就画得没有意义。”梁建岚说。

每次出国开会，黄锡璆总要带上一两个年轻人一块去，让他们能有机会了解国外的最新设计理念，开阔眼界，锻炼能力。

“我们中国中元的医疗建筑团队，是从无到有，伴随着黄博士一起成长的。黄博士是带头人，培养了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使中国中元有了全国第一个医疗建筑设计研究所，第一个医疗建筑研究院。”丁建说。

作为中国唯一的专门从事医疗建筑领域的设计大师，黄锡璆不仅属于中国中元。如今，他还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有时要去这些学校做学术报告，还先后带了十几个研究生。“我们念书的时候，有些老教授，他本身自己做过工程；我在比利时念书时，导师自己也做工程，所以教的东西比较切合实际。但现在一些学校，有些老师本身不做工程，从理论到理论，慢慢跟现实脱节了。学生做实际工程比较吃力。对照自己的成长经历，黄锡璆很羡慕如今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和实践机会。“想当初我们学外文的时候，连录音机都没有，我学外语的时候，借了单位的录音机，那个时候学校还把外语录音带当宝贝，每次只能借两盘，还不准转录。现在网上很多资料随便下载，书店里有很多学外文的资料。我们当年开始做医院项目时，为了3300平方米的项目，为了解现场，坐火车跑了好多趟；现在的年轻人刚毕业就上手，动不动就是几万平方米的项目。”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